今天知秀網(wǎng)小編就給大家?guī)砬宄h月俸，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清代的俸祿沿襲明代，實行“低俸祿”制度，且其官員俸祿之低，較之明代更甚，是為古代官員俸祿最低的一個王朝。

因此，清代知縣的俸祿確是很低。據(jù)《清會典事例載》： “正從七品，俸銀四十五兩，米四十五斛”，清代一個正七品知縣的年俸大概有45兩，平均下來每月月薪3兩多。而以清代的購買力來進行換算，其1兩銀子大概等于現(xiàn)在的175元左右，也就是說作為一縣之長的知縣，他的月薪在525元左右，年薪在7875元左右。

那么，在當(dāng)時，月薪525元左右，年薪7875元左右的知縣，他是否能靠這筆錢養(yǎng)活自己呢?

實事求是的說，如若是普通人，那么每月3兩多白銀足夠他支撐一月，甚至是數(shù)月。但是，如若他是一縣之長的知縣，那這3兩多白銀，可能連五六天都過不下去，正如清朝史學(xué)家蔣良騏所說：“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費，尚有二十余日將忍譏不食乎?”，事實上，如若按照普通官員的日常開支標準來算，無論這個知縣的生活有多樸素，有多清廉，他的每月的俸祿頂多只能支撐五六天，之后的日子只能是吃糠喝稀。

在清代，普通官員的日常開支主要集中在這幾個方面：

其一、支持師爺、賬房先生等幕僚的工資。在清代，知縣一上任，為了應(yīng)付縣中繁雜的事務(wù)，他們都會，也必須要聘請刑名、錢谷、征比、掛號、書啟等幕僚，一般情況下事務(wù)不是很繁劇的州縣會聘四五名，繁劇州縣則需聘七八名。據(jù)清代名幕汪輝祖在《病榻夢痕錄》里透露，他初做幕僚時，作為辦理刑名的幕僚，年資為二百六十兩白銀，之后轉(zhuǎn)為辦理錢谷的幕僚，年資為二百二十兩白銀。十年之后，作為資深幕僚的他，年資更是達到八百兩白銀。

汪輝祖這樣資深的幕僚，年資八百兩白銀還是在事務(wù)不是很繁據(jù)的縣的工資，若是在一些沖繁之地，如福建的漳浦、侯官，廣東的番禺、南海等地做幕僚，其年資更是可以達到一千五百兩到一千八九百兩之間。而要知道，當(dāng)時這些幕僚的工資可是全有地方官私人供給的，朝廷是不會出現(xiàn)一分錢的。試想，當(dāng)時知縣的月俸可是才3兩，而一個幕僚的月薪就達20余兩，因此就單單是支付一個幕僚的工資，知縣就需將自己7個月的工資拿出來，試問如若真的完全靠月俸，知縣還能活嗎?

其二、供奉上司，迎來送往。清代的腐敗問題是出了名的，尤其是清末，宣統(tǒng)年間英國《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理循就曾說：“這個國家(清朝)在財政壓力和公眾迫切要求改革的壓力下，正面臨一場非常嚴重的危機。在每一項可以設(shè)想出來的計劃上，把錢像流水一樣揮霍，但是，稅收卻沒有相應(yīng)增加，不知道節(jié)約開支，各種弊端并未真正得到糾正。貪污、挪用公款、受賄、賣官鬻爵依然如故，白拿薪俸的閑職人員及候補道臺的隊伍有增無減”。

清代，若想升官，除了靠能力，還得靠送禮和拍馬屁。首先送禮，當(dāng)時知縣對于上司，每年三節(jié)兩壽都需送規(guī)禮，并且為了讓上司能夠看中自己，他還得給上司的親信、衙役送門包、茶儀，這筆送禮的錢，每次絕對不少于百兩，甚至千兩都是正常的。其次怕馬屁，作為最為底層的知縣官員，可以說只要是官，他就不能得罪，而對于一些中央官員，及直轄于自己的本省大小上司，他更是不能得罪。因此，每次這些人來到他所轄的區(qū)域，為了能升官，他必然就得自己掏腰包去殷勤接待，而這筆用于招待的錢，也定然不會是一個小數(shù)目，縣官僅靠月俸絕對是應(yīng)付不了的。

其三、知縣自身和家庭的花費。首先，作為一縣長官，一些必要的花費肯定是不能缺少的，比如車馬費、轎夫費、奴仆費等等，這些費用絕非是僅靠月俸的知縣能夠支付的起的。其次，作為官員，同僚之間的應(yīng)酬，宴請這也是必不可少，而對于這些花費那就更是數(shù)額巨大，正如清末武英殿大學(xué)士王文韶所說：“州縣在省聽差日以酒食征逐，酣歌恒舞為事，每年非二、三千金不能開銷”，知縣每年花費在宴席上的費用至少有二三千金。

最后在衣著上，官員們講究的是“四季衣裳”，每一季都有著對應(yīng)的衣服，如果穿著不體面、不講究就會被同僚恥笑，因此官員多會前往縣中知名的裁縫鋪去定制衣服，而既然是定制，其作用人工費、材料費自然也是不菲的，如若僅靠3兩白銀，這絕對是做不到的。

總得說，一個正常的知縣，即使他不諂媚上司，不求升官，其每月3兩的俸祿也不足以支撐他的日常開支，僅僅是幕僚的工資，就需要花費他近7個月的俸祿。

到這里，很多人就不明白了，既然知縣的俸祿不足以支撐他的日常開支，那他們是如何生存的呢?那些用于支付幕僚，諂媚上司，個人花費等所需的錢財，是如何得來的呢?

首先，知縣的俸祿雖低，但自雍正之后，清廷每年都會給其600到1800兩的“養(yǎng)廉銀”。“養(yǎng)廉銀”，是清代借鑒“高薪養(yǎng)廉”的思想而創(chuàng)造出的一種官員俸祿制度，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所謂“養(yǎng)廉銀”，就是用來養(yǎng)廉潔的銀子，雍正在推行養(yǎng)廉銀時，就曾說：“因官吏貪贓，時有所聞，特設(shè)此名，欲其顧名思義，勉為廉吏也”，養(yǎng)廉銀的目的就是籍由高薪，讓官員不會因生活無以為繼的問題“被迫”去行貪污索賄之事，從而養(yǎng)成潔身自好的習(xí)性，繼而達到國家吏治清明的目標。

因此，如若這個知縣是個生活樸素，不喜奢華，不諂媚上司的官員，那這個養(yǎng)廉銀就足以支撐他的日常開支，他不用再擔(dān)心自己的生活出現(xiàn)問題。

當(dāng)然，如若這個知縣是個貪官污吏，是個喜奢華，喜諂媚上司的官員，那這個養(yǎng)廉銀顯然也是滿足不了他的日常開支的。而對于這些知縣而言，他們獲取日常開支的費用的方法，就是魚肉百姓，拼命的從百姓的手中搶奪財富，繼而充實自己的錢袋。

正如清朝史學(xué)家蔣良騏所說：“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費，尚有二十余日將忍譏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勢必饑寒，若督撫勢必取之下屬，所以禁貪而愈貪也”，為了獲得能夠支撐起日常開支的錢財，這些知縣們是拼命的掠奪治下百姓的錢財，巧立名目，濫征賦稅，就為了從百姓的手中奪走他們最后都一絲血汗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