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葉，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使財富出現(xiàn)兩極分化，并產生了一個新興的階層——富民階層。富民作為一個階層，首先也是“民”，只不過相對于貧民來說擁有更多的財富而已。富民階層的崛起是唐宋變革最為重要的特征，其對我國古代鄉(xiāng)村控制產生了巨大影響。唐朝的鄉(xiāng)村控制是怎么樣的呢?下面知秀網小編就為大家?guī)碓敿毜慕榻B，一起來看看吧!

鄉(xiāng)村控制的變遷

我國古代城鄉(xiāng)不分，人們主要以“城邑”的聚落形成而居住、生活。在外形上看，這些城邑都很相似，每一個城都在四周為土墻所圍繞。散村在唐代中葉的大量涌現(xiàn)應是小農經濟獨立生產、獨立生活能力增強的反映，“村”聚落取代“城邑”聚落是我國古代鄉(xiāng)村社會的巨大變遷，這一變遷對鄉(xiāng)村控制模式的轉型產生了深遠影響。

唐代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使富民階層崛起的同時，士族階層逐漸衰落，唐宋時期鄉(xiāng)里制度最為顯著的一個變化，便是由鄉(xiāng)官向職役轉化。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自序》中指出：“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び惺兀h有令，鄉(xiāng)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役民者逸，役于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xiāng)長里正非役也。后世乃虐用其民為鄉(xiāng)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

唐宋鄉(xiāng)里制度的變革是：唐以前鄉(xiāng)長里正為役民的官，是與郡守、縣令性質相同的役民者，而至唐代，鄉(xiāng)長里正從役民的官變成役于官者的民。

白鋼也曾指出：“中唐以后，隨著均田制的廢馳，兩稅法的實行，地主階級內部構成發(fā)生了變動，原來實行鄉(xiāng)官制度的鄉(xiāng)里制度，開始向職役制轉化。”由此可見，中唐是我國古代鄉(xiāng)里制度的關鍵轉型期，之前承繼了自傳說中黃帝以來的鄉(xiāng)官制度，之后開啟了宋元明清鄉(xiāng)里制度的職役制。

唐代鄉(xiāng)村基層組織的鄉(xiāng)官制向職役制轉化，國家政權逐漸從對人口、土地的嚴密控制轉向對鄉(xiāng)村富民的控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商品經濟的發(fā)展，貧富日益分化，國家財政只有依靠富民才能保證其來源;而散聚“村”落形式的普遍出現(xiàn)也使得國家嚴密控制鄉(xiāng)村的政策在現(xiàn)實操作上十分困難。因此，這一時期國家政權逐漸從鄉(xiāng)村社會中淡出，依靠富民來維持其對鄉(xiāng)村的控制。

富民階層在鄉(xiāng)村控制中的作用

富民階層的崛起對唐代土地私有化產生了重要作用。

馬端臨曾指出：“自漢以來，民得以自買賣田土矣。蓋自秦開阡陌之后，田即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貴者可得之。富者有資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屬役于富貴者也。”

唐代均田制抑制了豪族對土地的兼并，然而，另一種土地兼并形式興起，即“富者有資可以買田”，這一兼并主體非“貴”者，而是“富”者。

唐中葉后，富民階層的崛起加劇了這一土地私有化過程。我國自秦漢以來，土地兼并歷代皆有，但貴者以勢占田，并不具有合法性，正如葉適所說，“雖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然亦終不在民以券。

至唐代，法律較為完備，均田制限制豪強以“貴”占田，但又允許土地買賣。富者以“資”購買土地得到政府認可，法律承認，因此，這一兼并形式在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史上具有革命性意義。

這一時期的土地買賣以契約文書的形式出現(xiàn)，不僅在法律上具有合法性，而且也得到了民間的認可。如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中許多土地買賣約均為注明：“官有政法，人從私契”?？梢姡敃r人們對私契極為重視，這也是產權觀念深化的一種表現(xiàn)。

正是由于富民以“資”購買這一土地兼并形式不同于以往豪族的以“貴”占田，因此，唐中葉的土地私有化是在一個合法性外衣下進行的，“不抑兼并”，“田制不立”遂成為后世不易之法。馬端臨曾針對復井田之議時指出：“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仇，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p>

以資產為宗的戶稅、地稅逐漸占據主導。建中元年(780年)，楊炎實施兩稅法，以丁身為本的租庸調制遂完成了其歷史使命。當時，富民階層控制著大部分財富，國家在財政收入上不得不倚重富戶，如大歷四年(769年)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稅錢，分為九等：“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

上戶和中戶是富民階層，從賦稅承擔數額可看出，唐代財政收入已開始向富民階層傾斜。

富民階層作為“民”與門閥士族有質的區(qū)別，富民無權將其他貧民淪為其控制下的依附民，而只能依靠財富的力量，在簽訂契約的基礎上，將土地租佃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利用其勞動力而獲取財富。在市場配置土地為主的時期，以勢占田的現(xiàn)象衰落，土地產權興起，因而無需國家政權依靠“權”與地方豪族的“勢”來抗衡，國家政權遂淡出鄉(xiāng)村基層。

唐中葉以后，中央政府加強了對縣一級的行政領導，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而對鄉(xiāng)村的控制則逐漸松馳。其變化的因素是多元的，散聚“村”落的形成加大了政府管理成本;租佃制的盛行，富民階層的崛起，為政府財政收入的結構轉型提供了基礎。

國家賦役征收由按人到按財產、土地轉化，而富民控制了多數土地，因此，鄉(xiāng)里組織的鄉(xiāng)官制遂向職役制轉化，政府盡量將上等戶的富民充當鄉(xiāng)長里正以供政府驅使。

租佃制的盛行，使鄉(xiāng)村社會真正的權力向富民階層集中。無地、少地的農民向富民租佃土地，佃農靠富民的土地得以維持生存，富民靠佃農的勞動力得以發(fā)家致富，因而兩者具有依賴關系。

富民階層在士族沒落后登上了歷史舞臺，作為新興的階層，他們中的一部分逐漸向“士”轉型，成為社會的地方精英。

包弼德認為，社會和政治精英的“士”在唐代屬門閥為標志的“世家大族”，而北宋時期主要指“學者—官員”型的“文官家族”，至南宋則轉型為以文化為特征的“地方精英”。其實，這一“士”的轉型主要在于富民階層的興起，“文官家族”、“地方精英”大部分來自于富民階層。

舊士族衰落后，富民階層逐漸在鄉(xiāng)村社會中確立了新的權威。富民在“敬宗收族”的口號下，形成了以宗法宗族制為主導的新型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