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書案在明朝期間發(fā)生過兩起，第一次妖書案的起因和東林黨之爭有關(guān)，第二次妖書案表面是因立太子而起，但實則另有隱情。第一次妖書案因為神明宗還有各種忌憚，也不想因此把事件鬧大，主要也沒給朝中造成太大的影響，所以也就置之不問了。但第二次妖書案的影響就要大的多了，甚至還威脅到了皇權(quán)，實際上這些都和東林黨爭有關(guān)，下面知秀網(wǎng)小編就為大家講講當時的妖書案究竟是怎樣的吧。

妖書案是晚明歷史中的懸案，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和三十一年(1603年)分別發(fā)生過一次。第一次妖書案由于萬歷皇帝故意輕描淡寫地處理，并未引起政壇的震動;而第二次妖書案牽連甚廣，一度引起了晚明朝局的混亂。

追溯妖書案發(fā)生的原因，一般將其歸咎于“國本之爭”。早先有個官員曾經(jīng)寫過一本《閨范圖說》，被皇帝賜給了鄭貴妃，鄭貴妃讓人把這本書刊刻出來。這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在很多年以后卻被人拿出來做文章：有人托名為《閨范圖說》寫了一篇跋，又叫《憂危竑議》，在京中廣為流傳。而這篇文章的內(nèi)容，就有點意思了。

《閨范圖說》本是一本記載各代皇妃故事的書，而這篇文章表示，《閨范圖說》第一篇就寫的是東漢馬皇后從宮女進位為皇后，就是暗喻鄭貴妃;而鄭貴妃讓人刊刻出來，擺明了就是要學馬皇后!這篇文章的作者托名為“朱東吉”，東吉指的就是東宮，此時是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太子未定。因此，這篇文章的寓意就很有意思了。

此文一出，立刻傳得滿城都是。官府立刻就將其定性為“妖書”。萬歷皇帝大發(fā)雷霆，可又苦于根本找不到證據(jù)抓人，只好胡亂抓了兩個小官扣了個罪名，草草結(jié)案。這就是第一次妖書案的過程。

妖書案后，經(jīng)過反復的博弈，皇長子朱常洛終于被冊立為太子。而在從申時行開始就因為東宮的問題和皇帝博弈無數(shù)次的內(nèi)閣，也終于換成了沈一貫、朱賡和沈鯉三人坐鎮(zhèn)。

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憂危竑議》又出了續(xù)集。在《續(xù)憂危竑議》中，作者提出：皇帝立皇長子為太子是不得已，遲早要換人。之所以要用朱賡做，就是這個意思(賡諧音更，姓朱的要換人了)。而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鄭福成，恰好鄭貴妃的兒子就是福王，取這個化名的意思昭然若揭：鄭貴妃的福王要成事了!

妖書案風云再起，矛頭不僅對準了鄭貴妃，更把內(nèi)閣置于火力點下。朱賡本是個來湊數(shù)的，但他背后的首輔沈一貫卻決不可小覷。此人和內(nèi)閣中的另一位成員沈鯉關(guān)系極差，非常想把他擠出去，于是便借此機會大做文章。

突破點很快就找到了沈鯉的門生郭正域的頭上，還順便牽連了名僧紫柏大師和醫(yī)生沈令譽。幾人都遭到嚴刑拷打，甚至連沈令譽的小女兒都被帶到東廠去接受調(diào)查。萬歷皇帝要求朝中嚴查妖書的作者。

終于，一位叫皦生光的秀才落網(wǎng)。他仗著有點文化，經(jīng)?？克Ｎ淖钟螒蚶账饕恍?quán)貴，這其中就包括鄭貴妃的弟弟鄭國泰。然而在各種刑具的逼供之下，皦生光都拒絕承認自己是寫的妖書，案件又陷入了死胡同。

其實不僅是皦生光本人，就連非常想搞事情的沈一貫都不相信這種對朝政如此清楚的文章是一個秀才寫的。但是萬歷皇帝明顯不想再折騰下去了，他下令迅速處死皦生光，匆匆了結(jié)“妖書案”。

以上就是第二次妖書案的全部經(jīng)過，撲朔迷離曲折離奇。至今都無法確定到底是誰作的妖書，皦生光到底是給誰當?shù)奶嫠拦怼Ｒ驗檫@一案件中的臺前的主要人物——沈一貫，實在不是個省油的燈。

妖書為何要提朱賡，已經(jīng)無從知曉。但是沈一貫為朱賡出頭，絕不僅僅因為他和朱賡關(guān)系好，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是浙江人。這是他作為浙江人對其他地方人的反擊。

看似兩次妖書案都與“國本之爭”息息相關(guān)，但這兩次影響晚明政局的事件僅僅是由于立太子一事嗎?不盡其然。第二次妖書案更能體現(xiàn)出此案背后牽連的黨爭勢力。

第二次妖書案，從《刑部奏議》的審訊記錄來看，該案可分為皦生光案、周嘉慶案、胡化案、達觀案、沈令譽案和毛尚文案。這幾個人看似毫無聯(lián)系，實則基本都牽連到了當時朝中的黨爭勢力。毛尚文是郭正域的同鄉(xiāng)。沈令譽是醫(yī)生，因為給郭正域家人治病，從而參與了郭正域進行的政治活動，并在這些活動中充當了郭正域與外界聯(lián)系的信使。胡化是湖北荊門的一個小官，妖書案發(fā)生時，他正在京師尋找機會上告州官阮上卿等人，因形跡可疑被捕。他與郭正域為同鄉(xiāng)同年。達觀，萬歷年間到達京師，結(jié)交名僧。二十七年，為營救南康太守吳寶秀進京，在京的行為被許多執(zhí)政者所不容。被逮捕是因為與沈令譽有關(guān)。因為達觀交游于京師時，沈令譽是其隨從之一。周嘉慶是錦衣衛(wèi)督，是唯一一位被卷入并受到嚴刑拷訓的任官，他的被卷入，直接源于同官之間的爭權(quán)，進而成為當時不同政派之間的直接犧牲品。唯一與黨爭勢力關(guān)系不大的是皦生光，他作為一個“斥員”，靠詐騙營生，將其稱之為無賴絲毫不為過。

統(tǒng)觀這六人，除了皦生光，他在黨爭中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是妖書案的間接犧牲品。其余人與郭正域或多或少都有關(guān)系，他們被卷入的背后有著清晰的政治關(guān)系鏈。由此可見，妖書案影響甚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黨爭。第二次妖書案發(fā)生的時候，是以沈一貫為首的首輔集團與沈鯉為首的次輔集團斗爭的時候，沈一貫為了排擠沈鯉、郭正域等人，便指使黨羽將與郭正域有關(guān)的人網(wǎng)羅進案中，以此來增強自己的實力。

兩次妖書案雖然都與“國本之爭”有關(guān)，但究其實質(zhì)而言，仍是晚明黨爭的另一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