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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諸葛亮,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多是“三顧茅廬”,繼而對諸葛亮“舌戰(zhàn)群儒”、“草船借箭”、“借東風”、“三氣周瑜”等等故事也都耳熟能詳。
其實,正史資料關于諸葛亮的記載遠沒有《三國演義》描寫的那么神奇。比如《三國志》對“三顧茅廬”的記載只有“凡三往,乃見”五個字,而這里的“三”可能是多次的指代詞,不一定是指“三次”。史家之所以如此簡單地描述“三顧茅廬”,可能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并沒有值得細寫的曲折故事情節(jié)。
《隆中對》曾作為中學語文教材的內容被后人學習和傳頌,其實東吳的魯肅和周瑜也為孫權父兄建議過相似的方略,這與當時天下已被分割殆盡,只有偏僻的西蜀有文章可做是密不可分的。
諸葛亮在剛剛出道時只是個“謀士”,并沒有機會參與劉備的軍務。諸葛亮在赤壁之戰(zhàn)前確實主動請纓到東吳游說過孫權和劉備聯合抗曹,諸葛亮到達東吳后只是對孫權慷慨陳詞了一番,堅定了孫權聯合劉備抗擊曹操的決心,沒有“舌戰(zhàn)群儒”,更沒有“借東風”。至于“草船借箭”和“火燒赤壁”等奇謀則都是出自周瑜。

所以,諸葛亮在赤壁之戰(zhàn)中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功勞就是促成了孫劉聯盟的建立。諸葛亮也因此被劉備破格提拔為“軍師中郎將”,不過這只是個品級不高的“雜號”職位,和“軍師”相差甚遠。
劉備立足荊州之后才開始按照諸葛亮規(guī)劃的方略進軍西川,但負責軍事進攻的事務則交給了新來的軍師龐統(tǒng)。諸葛亮被安排在大后方籌集運輸糧草,“使亮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劉備奪取西蜀后封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雖然開始有了軍事實權,但主要還是糧草供應等后勤事宜,劉備外出時還是常常讓諸葛亮鎮(zhèn)守成都。劉備后來與曹操在漢中(今屬陜西)進行關乎存亡的關鍵一戰(zhàn),劉備帶著投靠不久的軍師法正一同前往,仍舊沒有帶諸葛亮。
劉備很有“識人”的才能,為什么作戰(zhàn)卻從不帶“料事如神”的諸葛亮上前線呢?因為劉備認為諸葛亮為人持重,擅長內政卻不善機變。劉備死后諸葛亮“六出祁山”五次北伐中原大都無功而返,說明劉備對諸葛亮的評價還是比較客觀的。
后世對諸葛亮數次伐魏也頗有爭議,《三國志》對諸葛亮就有“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的論述。

客觀地講,諸葛亮用兵比較穩(wěn)妥,習慣步步為營而很少出奇兵。數次北伐雖無大功,卻也小有成果。因此,綜合諸葛亮的軍事才能只能給予“合格”評價,絕沒有傳說的那么神奇。即使這樣,諸葛亮仍能流芳百世,是為什么呢?
首先是諸葛亮不負托孤重任的千古道義和“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敬業(yè)精神。諸葛亮為報答劉備托孤的知遇之恩,工作兢兢業(yè)業(yè)、事必躬親,以一己之力強力支撐著蜀漢政權。為了劉備的遺愿,諸葛亮不辭辛勞地數次親率漢軍北伐中原,最終積勞成疾而病死在北伐途中。
諸葛亮在蜀漢執(zhí)政十幾年,雖大權力在握但從未產生過不臣之心,始終心無旁騖,一心為公,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千秋楷模。
其次是諸葛亮治國理政的能力非常出色。初在荊州不僅把征收賦稅和調運糧草事宜辦理得井井有條,還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經驗。進入西川后,在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不僅使落后的西蜀經濟獲得了很大的發(fā)展,還使得蜀漢朝廷政治清明,官吏皆懷自勵之心,奸惡小人無藏身處,社會風清氣正,百姓安居樂業(yè)。

第三是諸葛亮在用人方面大力提拔了蔣琬、費祎、郭攸之、董允、向寵等一大批忠良之士,這對維護蜀漢政權至關重要。
最后是諸葛亮在治理少數民族事務上也政績斐然。公元225年(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率大軍南征割據西南的少數民族,在平定之后對其實施了一系列的安撫政策,促進了民族交融,穩(wěn)定了西南的局勢。
正是由于諸葛亮有以上四方面才能和貢獻,即使避開其軍事才能不談,也足以讓諸葛亮流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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