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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zhèn)率數(shù)十萬大軍御駕親征瓦剌，卻在土木堡慘敗。此戰(zhàn)中，明軍包括裝備最為精良的京師三大營在內，幾近全軍覆沒;英國公張輔、駙馬井源、成國公朱勇等66位重臣殉國，連明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俘虜。

而對于這樣一場，有明一來從未有過的慘敗，在《明史》、《明實錄》等典籍之中，都將矛頭指向了宦官王振，認為乃是王振專權、不聽建議，才導致了王師傾覆，國家危殆。

那么這場土木堡之變中罪魁禍首真的就是王振嗎?

在出征之前，有記載深受寵幸的王振面對瓦剌人的入寇，慫恿朱祁鎮(zhèn)御駕親征，效法太宗朱棣故事。而在土木堡之變中，《明實錄》這樣的記載：車駕東還。……初議從紫荊關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駕幸其第，繼而又恐損其鄉(xiāng)土禾稼，復轉從宣府行。——《明實錄》卷一八一正統(tǒng)十四年八月庚戌條

正是在誘因與動因結合之下，更兼之平素不法，朱祁鎮(zhèn)在行軍中又將軍政事務皆委于王振，才有了土木堡的大敗。

似乎這也坐實了王振的罪魁禍首之責，但是有一點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在大明王朝，宦官專權是有別于漢朝、唐朝宦官專權的，他們雖然手握大權，卻沒有兵權。這一點無論是煊赫一時的劉瑾、還是魏忠賢便是明證，說到底明朝的宦官也不過是皇權內核下的意志代言人，是皇帝挾制朝臣的手，他們并不能左右皇權，當他們沒有了利用價值或者有所僭越等待他們的便是凌遲等酷刑。

在中國古代的為尊者諱又廣泛存在，試想若真的是王振能夠肆意命令明朝大軍改道，又是怎樣的一番盛景。更不用說，王振作為既得利益者，又怎么會率先提出對瓦剌付諸軍事、勸說皇帝親征、為自己地位徒增變數(shù)呢?

說到底這些措辭當是王振，作為朱祁鎮(zhèn)心腹，為效忠主子，為主子遮掩的說辭而已。真正的罪魁禍首就是朱祁鎮(zhèn) ，當一個被俘之君，以“北狩”遮面;被俘后還有為瓦剌叫自家城門“壯舉”，已然說明了這位君王的無恥至極，蠢、壞。

作為和棺之論，在他通過奪門之變再度登基之后，通過對王振的評定，便能見一二。《明史紀事本末》中記載，王振乃是被樊忠錘殺 ，這也滿足了人們對于奸佞小人，不得好死的希冀。可明英宗復辟的當年，便恢復了王振的官職，而且還厚顏無恥的“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賜額曰旌忠”。

也就是說作為事件親歷者，朱祁鎮(zhèn)否認了王振的過失，還尊崇有加，建立祠祀。對于眾人的指摘朱祁鎮(zhèn)甚至還有“振死難朕所親見”這樣的話語。這樣的所作所為，不僅僅體現(xiàn)了王振、朱祁鎮(zhèn)之間的關系，更是對土木堡之變這樣一場大變的遮丑，側面也證明了朱祁鎮(zhèn)才是真正的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