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與游歷

諭吉從美國回來之后第二年(文 久元年，一八六一)，和藩士的女兒錦女士結(jié)婚。

同年十二月，諭吉又得到了一次游歐的機會。當時日本的國內(nèi)情勢，搖撼不定;因此，依據(jù)五國條約開辟港市的規(guī)定，有些部分無法實施。為了要和各國直接交涉，幕府決定派遣使節(jié)到歐洲。諭吉被任為一名譯員，參加此行。

這一次旅歐，對諭吉的思想生活具有重大的意義。他所以能夠洞察文明和國家社會的關(guān)系，固然得力于平日的學習，但更有賴于這次旅游的經(jīng)驗。貫徹他的思想的愛國精神，似乎也淵源于此。這一次赴歐，他對于社會經(jīng)濟各種問題，諸如醫(yī)院的經(jīng)營、銀行的業(yè)務、郵政、征兵法規(guī)、政黨、輿論或選舉等問題，都能做比較深入的了解。旅行一年期間，所見所聞，沒有一樣不是新奇的。和上一次在美國只觀察到表面壯觀的情形不同，這一次諭吉已能留意到歐陸各國內(nèi)部的觀察，并作詳盡的筆錄。這次幕府派遣使節(jié)訪歐，并沒有什么收獲，但一行中偶然有諭吉參加，這對日本后來的發(fā)展，卻有非同小可的影響?；貒螅鶕?jù)這些筆記資料，另參考原書，撰寫了《西洋事情初編》(慶應二年，一八六六)。這部書好比一座警鐘，敲醒了民眾的蒙聵，啟迪了無知的社會對先進文明國家的認識，甚至深刻地影響維新政府的政策。這部《西洋事情》共十卷(一八六六～一八七〇)，發(fā)行部數(shù)約有二十五萬之譜。憂國愛民的人士，幾乎人人一部，把它當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價值，不只在介紹歐西文物而已。此書是第一部諭吉嘔心的杰作，充滿著睿智的表現(xiàn)，顯示諭吉的思想體系初告成立。

工作

諭吉自歐洲歸國后，國內(nèi)的情勢丕變，主張攘夷論者日趨猖獗。倡導開港論者被視為“神州的盜賊”，暗遭襲擊的事件，迭出不窮。為了避免惹禍，諭吉只好埋首于譯著工作。同時因時勢所趨，一般人對英語的需求日益殷切;諭吉所辦的家塾是江戶唯一的英文學塾，學生與日俱增。為了整頓蘭學塾紊亂的舊態(tài)，把它改設為學生的“修養(yǎng)所”，諭吉從故鄉(xiāng)邀請小幡篤次郎等數(shù)位青年到江戶，共同經(jīng)營塾務;諭吉又不忍心讓這幾位青年虛擲寶貴的求學時光去抄錄蘭書以獲得生活的需要，只好自己勉為其難，用自己從事譯述所得的稿費養(yǎng)活他們。從這里我們也可看出諭吉的為人。

再度赴美

慶應三年(一八六七)，諭吉隨從幕府的軍艦采購委員，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國東部各州的都市。這前后三次的國外旅行，使諭吉深切體認到日本在國際社會上所處的地位，痛斥當時幕府的壓制政策和陳腐的門閥制度。這種體驗，決定了他于幕府末期到明治維新的一段轉(zhuǎn)折期，在日本的文教舞臺上扮演的角色?；貒?，他更致力于從事教學和譯著工作，積極倡導西學，作育英才。

事業(yè)開端

諭吉的家塾原設在鐵炮洲。在慶應四年(一八六八)四月，遷到新錢座，同時取當時的年號，定名為慶應義塾。這是諭吉平生最偉大的事業(yè)的開端。

他仿效歐西私立學校的常例，訂定塾則，規(guī)定學費，確立課程內(nèi)容，設立財團法人，銳意革新塾務。

教育方針

諭吉主張義塾的教育方針應有兩方面：有形方面，以“數(shù)”“理”為基礎(chǔ);無形方面，以培養(yǎng)“獨立心”為旨趣。易言之，論事以合理為準繩，言道德則以獨立自尊為立身行事的基本。如以東方的儒教主義和西洋的文明主義相比，這兩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欲使日本能夠迎頭趕上歐美各強國，除鼓吹獨立精神及提倡實學之外，別無他途。

塾里所用的教本，多數(shù)是諭吉從美國買回來的西學書刊。除各種辭典、地理、歷史等書以外，還有法律、經(jīng)濟、數(shù)學等書，分發(fā)給學生研讀。這是日本其他學塾望塵莫及的措施。

諭吉的教學精神，很令人敬佩。明治元年五月，上野發(fā)生戰(zhàn)爭，江戶頓時陷入混亂的狀態(tài)之中，市內(nèi)的一切公共游藝場所，全都收市，居民也紛紛避難。義塾所在地新錢座，距離上野約八公里，沒有飛來炮彈的危險。諭吉在遙聞炮聲而遠望硝煙的緊急情況下，依然從容地講授美國威氏的經(jīng)濟學，一時傳為佳話。在兵荒馬亂當中，唯一能夠獨立其間，扶持泰西新學的命脈于不墜的，只有慶應義塾。諭吉堅忍不拔的辦學精神，于此可見。

教學名言

當時，諭吉曾有一段勉勵塾生們的話，十分動人。他說：“從前拿破侖稱霸于歐陸時，荷蘭國的命運，有如風前的殘燭，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國，連印度地方的屬地都被占據(jù)，沒有一個地方可容它升揚國旗。但在世界上，還留著僅有的一個地方，那就是日本長崎的出島。出島是多年來荷蘭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歐洲的兵亂影響不到日本。懸掛在出島的荷蘭國旗，常在百尺竿頭迎風飄揚，象征著荷蘭王國從沒有淪亡過，這是荷蘭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以此比喻慶應義塾提倡日本的西學，正如荷蘭的出島一樣，從沒有因為世間的任何騷動或變亂，而斷絕過西學的命脈!我們的慶應義塾沒有停歇過一天。只要這所學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國家!……”這是何等偉大的胸襟!他的高風亮節(jié)，誠足令人肅然起敬。

苦心教學

諭吉對于塾生品行的陶冶，也很用心。戰(zhàn)亂平定后，塾生人數(shù)急劇增加，但多數(shù)是身歷戰(zhàn)役，剛丟棄槍械退伍下來的青年;他們性情暴躁，面目猙獰，行為狂妄，時有拔刀相向的事情發(fā)生。為了要整頓學塾的風紀，變化他們的氣質(zhì)，諭吉制定了簡單的塾則，一面要求他們嚴守，一面自己也以身作則，躬行實踐，期以導納他們的生活于正軌。經(jīng)過一番苦心，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學塾才歸于井然有序，蔚為學術(shù)氣息濃郁的學園。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義塾遷到景色秀麗的三田(今東京都港區(qū)三田)，學塾地基比新錢座設塾時代，已擴充到三十倍之多;學校的諸般事業(yè)也一日千里，欣欣向榮。今天享譽于國際的慶應義塾大學，就是諭吉當年草創(chuàng)的家塾，經(jīng)過積年累月慘淡經(jīng)營所換來的輝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