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我們都知道，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發(fā)動了一場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改革運動，到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而告結(jié)束，變法也隨之失敗。

王安石變法雖然失敗了，可是，你知道嗎，王安石在宋朝的地位仍然很高，高到位列孔廟，與顏回、孟子并列!

當初，王安石為了保證變法成功，采取了一種特殊的方式：利用范仲淹時代建立的學校系統(tǒng)，開始大規(guī)模地統(tǒng)一思想。

王安石以個人的著作代替古代眾多先賢的著作，把自己的《三經(jīng)新義》《字說》列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這種方式等于是用自己的思想統(tǒng)一大家的思想。

此外，王安石還開始限制宋朝長期實行的言論自由。在王安石變法之前，朝廷申諫官、御史的批評權(quán)利很大，成為宰相等執(zhí)政要員的掣肘。

王安石之前，宋朝為了保證對朝廷政治的批評，臺諫官的任命權(quán)不在主政的宰相手里，而在皇帝手里。

王安石為了排除改革的阻力，將臺諫官的任命權(quán)逐步移到宰相手中，使得臺諫官與宰相在人事關(guān)系上保持一致，減少批評，甚至使臺諫官成為批評反對政革的主要力量。

以當代觀點來看，國政方針要想順利實施，行政系統(tǒng)內(nèi)部是應該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

但是，它并不是排除一切批評的理由。現(xiàn)代社會對于國政方針的批評，民間輿論和媒體承擔了較大的作用。對此，我們應該有理性的認識。在宋朝，沒有現(xiàn)代社會的媒體，民間輿論雖然有，但是，力量并不強大。

因此，宋朝對于“國是”的批評，主要來自于朝廷內(nèi)部，或者說，主要是政府的自我批評。王安石削弱了政府自我批評的作用，又沒有用其他方式來替代，對于政府的批評便開始流于形式，這是王安石變法帶來的一個不良后果。

王安石為了推進變法，實行統(tǒng)一思想、減少批評、壓制反對聲音、限制言論自由的做法，如果要受到肯定，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王安石絕對正確。

事實上，這種絕對正確任何人都很難做到。然而，王安石的這一做法卻被后來的很多人利用。王安石的個人操守也被人指責。

但是，他確立的這一方式不能保證以后推行這一方式的人，個個都是個人操守值得稱道的正人君子。即便在王安石當權(quán)的時候，在大政方針的影響下，也有不少唯利是圖的小人投其所好、趨炎附勢。

因而，反對王安石并不意味著反對王安石個人，而是反對他的這種方式可能帶來的危害。

例如，宋徽宗時期奉行王安石做法的蔡京，他在統(tǒng)一思想的道路上走得更遠。面向社會的廣泛性的科舉制度，由于參加科舉考試的人來自社會各階層，多樣性便是客觀公正的保證之一。自從王安石把個人著作定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后，蔡京更進一步取消了科舉制度，完全采用從公立學校選拔人才。

宋徽宗時期，蔡京當上宰相后做了幾件大事，一是將此前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大臣，包括文彥博、司馬光、蘇轍、蘇軾等190人的名字刻石樹碑，史稱“元祐黨人碑”，實行打擊報復。

后來，蔡京又將“元祐黨人”的名單擴大到309人，改稱“元祐奸黨碑”。宋徽宗和蔡京兩個當時的大書法家還過了一把展示書法技藝的癮：皇宮里的“元祐奸黨碑”由宋徽宗親自書寫，蔡京書寫的則頒示全國，在各州縣刻石立碑。

宋徽宗還下詔禁毀“元祐黨人”的著作，不得“聚徒傳授”。司馬光撰寫的《資治通鑒》因為有大力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撰寫的序文才幸免于難。被列入“元布黨人”名單的人，子弟不得重用，移出京城，并受到歧視。

與此同時，宋徽宗還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與顏回、孟子并列，王安石的兒子王霧也在這時成為孔廟中被祭祀的對象。此后，崇寧三年(1104年)廢除科舉制，完全由學校選拔官員。

王安石為了變法而統(tǒng)一思想的做法，到了蔡京時期終于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而王安石為國家理財?shù)淖龇?，也被蔡京等人完全接受，民間的財富大量涌入京師，百姓的生活卻日益貧困。

蔡京廢除科舉17年后，至宣和三年(1121年)，由于不得人心，科舉制重新恢復，但此時為時已晚。6年后，北宋滅亡。

宋朝本來是一個學術(shù)繁榮的時代，當時有各種各樣的學派，王安石的新學，也稱臨川學、荊學。但是，自王安石主政后，他的新學就長期一統(tǒng)天下，他的著作長期都是科舉和學校教育的教材和標準答案。

學術(shù)上如此，以學術(shù)劃分的黨派政治更是如此。變法派一旦當政，便利用行政力量，對其他學派進行壓制和打擊，這不能不說是王安石的一個大缺陷。

王安石雖然變法失敗后下臺，但并沒有使新學立即退出主流學術(shù)的地位。宋徽宗時期，依然以新學為正統(tǒng)，禁止其他學術(shù)“聚徒傳授"。北宋末位皇帝宋欽宗為了挽救國家頹勢，進行學術(shù)解禁，但也只是短暫地改變了王安石“新學”的獨尊地位。

南宋時期，王安石的學術(shù)地位有所下降，但王安石的著作在很長時間里都是教學的主要參考書。秦檜主政時期，還一度恢復過王安石《三經(jīng)新義》的教學地位， 《三經(jīng)新義》成為官辦學校的專授課程。

南宋首位皇帝宋高宗趙構(gòu)更是準確地指出： “秦檜尚安石。”

一直到南宋建立約80年后的宋寧宗時期，官辦學校的教材才改為理學家著作。

除了王安石學術(shù)的淡出，王安石的個人榮譽也經(jīng)歷了很長時間才趨于沉寂。王安石很早就因才高名重而被譽為圣人，王安石的女婿蔡下(蔡京之弟)寫了《王安石傳》，將王安石推到“追亮舜三代”的高度。自宋徽宗開始，王安石父子被列入孔廟供奉，與顏孟并列。

南宋以后，王安石父子依然位列孔廟，但祭祀的地位開始下降。直到南宋建立約110多年后，也就是南宋末期的宋理宗時期，孔廟之中才徹底沒有了王安石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