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戰(zhàn)勝反對派之后，已掌握大權，躊躇滿志。作為黨的總書記加強黨的機器的作用;通過伏羅希洛夫指揮紅軍，通過雅哥達指揮安全機構;并通過宣傳機器把任何功績都與斯大林聯(lián)系起來。于是，布爾什維克黨內和蘇聯(lián)國內出現(xiàn)了近乎迷信般的個人崇拜現(xiàn)象，斯大林儼然已經(jīng)成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績的取得都歸于斯大林，因為他是黨和國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為斯大林五十壽辰舉辦的盛大慶?；顒印罂铣霈F(xiàn)了對“偉大”的甚至“天才”領袖和導師斯大林祝賀。原來被擊敗的反對派也參加了對斯大林歌功頌德的大合唱，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領導人一個接一個發(fā)表文章，承認自己錯誤的同時，大談這位“全世界人民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確。

但是與此同時，另一種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潛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來越依靠由他挑選提拔的年輕干部。老一代布爾什維克黨絕不會有青年一代人對斯大林的熱情、忠誠、崇拜。因此斯大林對老一代布爾什維克的輕蔑態(tài)度逐漸轉變?yōu)槌鸷?。他堅信必須把那些不同意或懷疑自己政策的人趕下歷史舞臺。這些人對他所設計的偉大社會主義事業(yè)是有害的，起妨礙作用。

另外，蘇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產黨中央書記組成的秘密聯(lián)盟。據(jù)猜測，在這次大會剛開始或大會前夕，一批黨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談過話提出必要時撤換斯大林。從后來參加談話的人在肅反運動中命運來看，斯大林通過秘密渠道知道了這項談話的內容。對斯大林個人來講，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幾年擊敗反對派一樣，他要消滅、清洗新的一批敵人，雖然這些人曾幫助他戰(zhàn)勝反對派，但這些人已對他統(tǒng)治構成威脅。從政治經(jīng)驗來講，他知道歷史給每一個人一次機會。假若沒有戰(zhàn)勝對手，對手就要利用這個機會打倒自己。

1、在俄國歷史上，沙皇專制制度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紀初，俄國人民若干世紀來一直處于專制和恐怖之中，“民主”的概念相當?shù)?，這種慘痛的狀況限制了人們對民主的追求。

株連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隨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被捕和處決的，有他的妻子和他的兩個兄弟，他的母親和三個姐妹被關進集中營，母親和一個妹妹死在里面。夫妻一起被處決的例子舉不勝舉。在當時，株連是有法律依據(jù)的，1934年《關于反革命與叛國罪》的法令規(guī)定，軍職人員逃往國外，家庭成員集體承擔責任;對于叛國行為，不論已成事實還是僅僅預謀，知情不報，嚴懲不貸。

揭發(fā)的事情很普遍。一個年老女裁縫剪衣樣時用了張報紙，裁剪時刺破了斯大林照片，有人看見了，跑去報告警察，這位老太婆很快被扭送集中營。

告密的例子也很多，如：烏克蘭共產黨中央書記帕.彼.波斯蒂舍夫就是由于一個與他鬧矛盾的女人告密誣陷而被處決。(當然還有政治原因)。

2、蘇聯(lián)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任何經(jīng)驗可供借鑒。關于黨的領袖與政黨、群眾的關系，列寧曾有明確論述，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確指出，領袖是一個集體，是一個集團，而不是一個人。但具體實行時，往往達不到領袖是一個集體的要求。斯大林違背了列寧集體領導的原則，將個人置于集體之上，形成個人決定一切的局面，黨內其他任何人都沒有發(fā)言權。在整個大肅反運動中，只有一個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對斯大林講述自己對大肅反運動的看法，這個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時代的朋友阿韋爾.葉努基澤，但他講完后不久，就被處決。

3、社會主義法制不健全。

大清洗年代擔任蘇聯(lián)總檢察長的維辛斯基在1937年3月的一次檢察工作人員會議上宣稱：“大家應該記住斯大林同志的話：在一個社會的生活中，在我們自己的一生中，總有這樣的時刻，即法律成為過時的東西而應當撇到一邊。”他從學術上論證了一個前提，即在反國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證據(jù)。而1935年4月7日頒布的法令，則將死刑的年齡降到12歲。

4、國際形勢動蕩不安，尤其是納粹黨上臺，使蘇聯(lián)明顯感受到顛覆的威脅，納粹黨在許多國家培植“第五縱隊”，蘇聯(lián)也滲透進不少敵對分子。

5、斯大林個人性格，獨斷、猜疑、冷酷，也是重要方面。

6、斯大林出于借肅反打擊政敵鞏固權力的需要。

7、蘇聯(lián)內部存在濫用職權的現(xiàn)象。

8、使蘇聯(lián)黨、政、軍失去了一大批優(yōu)秀骨干。

9、使蘇聯(lián)的經(jīng)濟體制進一步僵死。

10、使社會主義失去了一次自我完善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