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世紀至6世紀，朝鮮半島上的高句麗、百濟、新羅占人口大多數(shù)的直接生產(chǎn)者是作為自由民的“民戶”或“百姓”。《三國志·魏志高句麗傳》明白表述了高句麗政權建立初期的階級關系和剝削方式是，“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余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

下戶是有自己個體家庭和私有經(jīng)濟，保有人身自由，遭受國家賦稅、徭役剝削的國家農(nóng)民?！吨軙じ呔潲悅鳌氛f高句麗的賦稅制度是“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侗笔贰じ呔潲悅鳌愤M一步講到剝削的數(shù)量是“租，戶一石，次七斗，下戶五斗”。民戶還受到貴族們的欺壓、凌辱。好太王碑銘文中提到高句麗王室將一些民戶百姓淪為守墓奴(“取遠近舊民守墓灑掃”)，不過從好太王在世時就決定他死后不再用舊民為其守墓。

國家和貴族們的剝削、壓迫，使民戶的生活十分困苦，“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蠶農(nóng)不足以自供”。新羅和百濟政府也對作為國家農(nóng)民的百姓民戶實行征收租調(diào)的剝削制度。當這種征課達到不堪忍受的程度時，就會出現(xiàn)百姓民戶的大量流亡。《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中有一些不堪忍受賦稅、徭役壓迫的民戶饑餓、貧窮、破產(chǎn)流亡的記錄。399年百濟阿辛王準備進攻高句麗，“大征兵馬，民苦于役，多奔新羅，戶口銳減”。

《三國史記》中有幾次新羅、百濟政府調(diào)整政策免征租調(diào)的記錄。例如，《新羅本紀》載奈勿尼師今四十二年七月“復一年租調(diào)”。真興王十六年，王“自至漢山，教所經(jīng)州郡復一年租調(diào)”?！栋贊炯o》載古爾王“十五年春、夏旱。冬，民饑，發(fā)倉賑恤，又復一年租調(diào)”。由國家農(nóng)民耕種的國有土地還作為食邑分授給貴族。532年新羅合并金官國時，授其國主金仇亥“以本國為食邑”。這種授食邑的制度大約也同樣普行于本國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