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講:“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教子一藝,不如賜子好名?！笨梢姽湃藢τ谝粋€人姓名的重視程度。讓知秀網(wǎng)小編帶大家撥開歷史的迷霧，回到那刀光劍影的年代。

仔細回顧古代人名不難發(fā)現(xiàn)，漢、晉、唐、宋時期，大部分皇帝都是單字名，其中又以兩漢最為嚴重，不僅有多達23位皇帝為單子名，而且官員、百姓大多也取單子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導(dǎo)致如此長的時間里，單字名如此流行的呢?

關(guān)于這個問題，其實有學(xué)者做專門研究，例如黃清敏的《漢晉人物單名現(xiàn)象試探》，又如魏斌的《單名與雙名：漢晉南方人名的變遷及意義》。通過這些文獻，我們便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的奧妙。

網(wǎng)上有說法認為，單子名之所以會盛行，源自于《公羊春秋》中提出的“二名非禮”。該理論則源于孔子在刪定《春秋》時，經(jīng)常故意將兩字名改為單字名，例如將“仲孫何忌”改為“仲孫忌”，因此戰(zhàn)國時期經(jīng)學(xué)家公羊高便認為，這是孔子認為“二名不合禮”。

于是，自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后，“二名非禮”的觀念開始漸入人心，以至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抗拒二名，使得單字名開始逐漸流行。而到了王莽執(zhí)政時期，他更是嚴厲推行“二名非禮”學(xué)說，甚至建議漢平帝將“劉箕子”改為了“劉衎”。

在王莽的大肆推行下，不僅當時漢朝國內(nèi)掀起了改名熱潮，就連匈奴也是深受影響。例如《漢書·王莽傳》有載，“(匈奴單于)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圣制”，就連匈奴單于也因此將名字改為了單字。

不過，這種說法似乎很難站得住腳，原因在于漢武帝之前，單子名便已經(jīng)大規(guī)模流行，例如西漢開國功臣之中，蕭何、張良、曹參、樊噲、韓信、英布、陳平、周勃等等，幾乎很少見到雙字名者。

那么，為何單子名在秦漢以后會突然如此盛行呢?漢昭帝本名劉弗陵，卻在繼位后改為單名“弗”，而原因便是“以二名難諱故”。而黃清敏的《漢晉人物單名現(xiàn)象試探》同樣認為，秦漢以來單字名之所以如此多，主要便是秦漢以來避諱制度發(fā)展的結(jié)果。

我們知道，避諱早在先秦時期便已經(jīng)開始流行，那么為何周朝時期雙字名如此之多，而秦漢以后就少見了呢?原因便在于先秦時期的避諱并不嚴格，先秦著作《禮記·曲禮》有載，“禮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諱”，意思是說，避諱可以不用注意同音字和讀音相近的字，遇到雙字名只要不把兩個字同時使用，便也不算違禮。

舉個簡單的例子，孔子的母親叫做“征在”，孔子平日里可以單獨使用“征”字或“在”字，只要不同時使用“征、在”兩字便不算違禮。然而，到了秦漢時期，皇帝為了維護中央集權(quán)的威嚴，避諱制度開始愈加嚴苛，不僅同音字和近音字不能使用，遇到雙字名更是兩個字都要避諱，而且就連皇族和外戚的名字都要避諱。例如漢武帝名叫劉徹，民間便只能將“車轍”改為“車通”。又如王政君的父親名叫王禁，“禁中”便被改稱“省中”。再如壽張縣本名壽良縣，便是為了避諱光武帝叔父的名諱而改名。

然而，由于秦漢以來的避諱制度越來越嚴厲，這必然會產(chǎn)生嚴重的社會問題，那就是需要避諱和更改的文字必將越來越多，結(jié)果便很容易引發(fā)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等混亂，甚至連古書名字都得更改，如將《春秋》改為《陽秋》，《莊子》改為《嚴子》等。

于是，為了盡量避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漢朝以后的帝王基本采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1、大量采用單名。畢竟單名比雙名的諱字要少一半，而從帝王世系來看，兩漢二十四帝絕大多數(shù)都是單字，曹魏五帝、蜀漢兩帝、東吳四帝全為單字，兩晉從司馬炎到司馬德文，十五帝中僅有兩人為雙字。根據(jù)統(tǒng)計，從西漢至東晉的六百多年間，四十九位帝王之中只有五位的名字是雙字(其中西漢三位皇帝中兩位在即位之后都改為單字)，單字名占比達到90%。唐宋兩朝同樣如此，除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等，絕大多數(shù)采用單字。

2、大量取用生僻字。由于這些字平時并不會用到，自然也就起到了一定天然避諱的作用。例如西漢元帝劉奭、成帝劉驁、平帝劉衎，又如東漢章帝劉炟、和帝劉肇、質(zhì)帝劉纘，再如曹魏明帝曹叡、曹髦等。這點在明朝尤其體現(xiàn)的尤為明顯，以至于大家趣稱朱家子孫的名字完全就是個元素周期表。

如上，名字取單名就是為了方便避諱，帝王如此、普通家人也是如此，于是，為了方便百姓避諱和家中晚輩避諱，不僅皇帝開始大量使用單字名，就連普通百姓家中也開始流行單子名。

不過，唐朝以后雖然帝王依舊以單名為主，但民間雙字名卻開始再度流行，這主要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

一是東晉后期人們的取名習(xí)慣。當時，大家習(xí)慣在單名的基礎(chǔ)上再加上一個虛字，例如名字后加“之”字，單名前加“道”、“僧”等字，而這些虛字是不需要避諱的。正如陳垣指出的：“晉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徽之子楨之，獻之嗣子靜之。祖孫父子，皆以‘之’為名，不以為嫌也。宋王弘子僧達，孫僧亮、僧衍，從子僧詳、僧絳、僧虔，從孫僧祐，叔侄皆以‘僧’為名，不以為嫌也。”而這或許對唐朝以后字輩的形成有一定影響，同字輩取名時，表示輩分的“字”也不在避諱之列。

二是“永嘉之亂”后，少數(shù)民族紛紛進入中原地區(qū)，對漢族文化造成了極大沖擊，由于這些少數(shù)民族大多保留著本民族的名字而不用單名，或者姓用漢族之姓，但名字卻仍用本族的多字。如拓跋力微、拓跋沙漠汗、爾朱羽健、沮渠男成、乞伏益州、周昌朱等，正如沈德符說，“(單名)至魏晉后，漸不復(fù)然，至五胡盜中原，胡名遂用三四者”。以至于漢族也受此影響，雙字名開始逐漸復(fù)興，例如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南齊高帝蕭道成等。

綜上所述，漢、晉、唐、宋時期皇帝之所以大量取單字名，主要是為了方便百姓和家族避諱，而由于五胡亂華后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唐朝后字輩的開始興起，唐宋時期皇帝雖然仍主要以單字為主，但民間雙字卻已經(jīng)開始再度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