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州之役發(fā)生在豹房勢力，與文官相博弈的政治大背景之下，豹房之佞幸為了挾帝自恃，而慫恿明武宗巡幸北邊，文官則以衛(wèi)道夫自居，希望明武宗能夠做一個尊道守制的好皇帝。

由于谷大用守居庸關，禁止在京文臣出關，以明武宗為代表的豹房勢力，在應州之役中起著主導作用，甚至可以說整個應州之役，是第二朝廷豹房政治的體現(xiàn)。反觀在京朝臣，既無法出關，更無從侍帝左右，只能以上奏章的形式向明武宗表達意見，以示盡忠盡職。

自明武宗出關起，文官之諫書通過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運第，絡繹不絕的送往明武宗之行在，這些奏疏往往不報或留中，如泥入大海，因此收效甚微。

對于一些奏章加以整理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文官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明武宗回鑾，諫辭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其一，以漢高帝白登之事以及本朝明英宗土木之變?yōu)橹G。

其二，以國本未固，居首無人，人心未安為諫。

其三，以各種禮儀需皇帝躬親完成而諫。隨著時間的推移，明武宗在北邊已經(jīng)呆了三個月，轉眼間已到正德十二年的十二月，按照慣例，皇帝應該親往牲所看牲，以備來年的天地之祀。

于是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闡明敬天的重要性，然后認為明武宗是繼祖宗列圣之統(tǒng)，理當尊祖宗列圣之制，回鑾看牲，以心事天，以成敬天之禮，六科都給事中、御史袁宗儒亦以此為言，俱不報。此后，文官又多次上疏，希望以成禮之需諫明武宗回鑾。

這三類為文關門諫明武宗回鑾的主要說辭，除此之外，有以機務日重為諫者，有以邊境苦寒危險為諫者，有以兩宮太后之懸望為諫者，有以盜賊滋生為諫者，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文官上書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明武宗回鑾。

通過文官們的上奏，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文官對于此一時期權力之運行，也有較大的關心，其一是對于權柄是否下移始終保持警惕。

明武宗出關巡幸北邊，扈從人員為豹房中的邊將和宦官，在明武宗出關之前，以陸完為代表的大臣，便上言對于明武宗出關之后，號令賞罰是否出于皇帝本意深表憂慮。

此一時期，只有重大事務才上奏皇帝，事小則由司禮監(jiān)官隨宜處理，在處理日常事務中，司禮監(jiān)扮演著比內(nèi)閣更為重要的角色，朝廷大權下移于司禮監(jiān)，對于這種現(xiàn)狀，是文官們不能容忍的，因此黃鐘認為不論事之大小，俱要經(jīng)皇帝預覽，祥加裁出。

楊廷和等人所上之《請?zhí)帥Q重囚疏》，更是讓這份警惕之心暴露無遺，從這道奏疏中可以看到，處決重囚之事本已有旨諭，不出半日又傳旨仍將重囚送各衙門監(jiān)禁，駁回了內(nèi)閣原擬之意見。

而從京師到北邊明武宗之行在，半日之內(nèi)，根本不可能接到明武宗的旨意，顯然此旨諭不是出于明武宗本人，因此人才有了楊廷和等人，從何處得此旨意的質(zhì)問。

那么旨意到底出于何人之手，可以在武宗回朝后，封應州功看出一些端倪，太監(jiān)為司禮監(jiān)之宦官，并沒有隨武宗北巡，他們或在京與內(nèi)閣一同處理政事，或為了將重大事務報告給明武宗，而往返于京師與行在之間，旨意極有可能是出自他們之手。楊廷和此時雖服除供職不久，對于權柄之下移極為不滿，并且要求按照內(nèi)閣原票擬批出。

其二，是對于明武宗一應兵馬錢糧等邊警重事，不與朝臣商議表示不滿。先是明武宗出關巡幸，未與朝臣商議，而微服出關，已經(jīng)引起了文官的注意，到了北邊之后，明武宗以威武大將軍之印信鈞貼調(diào)兵遣將、支用糧草更是引起了朝臣們的不滿。

調(diào)兵支糧本是國家至重之事，按照慣例，應當由兵部上奏，內(nèi)閣票擬，皇帝披紅之后才能行之，但明武宗直接繞過了內(nèi)閣，假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之名，以皇權的絕對權威而行之，內(nèi)閣完全被架空，梁儲等人則以祖制相諫，請停止印信鈞貼，兵馬之調(diào)動、錢糧之支給仍尊舊制，此次諫言并沒有改變朝臣，于兵馬錢糧等邊警之重事不與聞的處境。

其三，是表達希望隨侍左右，從而預機務的意愿。天子巡狩、親征，本當有文武官員侍從隨行，關于這一點《明會典》有明確的記載，梁儲因而上言希望從五府、六部等衙門各點一人侍從左右。

就人數(shù)來說，比之會典所規(guī)定之人數(shù)，已經(jīng)少了許多，如果明武宗能夠同意此意見，文官們能夠朝夕侍從左右，對于皇權之肆意表達就能夠稍加限制，于兵馬錢糧等軍國重事之處置也能知曉，朝臣也不至于有此迥態(tài)，然而明武宗卻未同意這一建議。

梁儲只好再上書，這一次，梁儲再次縮減人數(shù)，僅在內(nèi)閣梁儲、蔣冕、毛紀三人之中，輪流一人赴行在，侍從左右，明武宗再次拒絕這一提議，以不報處之，朝臣欲出關不得，也只能發(fā)發(fā)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