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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爆發(fā)了一場著名的“科舉舞弊案”，因朝廷先后于春夏發(fā)榜兩次，故稱“春夏榜案”，又因兩榜分別錄取南北學子，因此也稱“南北榜案”、“南北榜之爭”，還因主考官為翰林學士劉三吾，故也稱“劉三吾舞弊案”。實際上，這次事件并非是真正的科考舞弊，而只是所謂的文人“風骨”所引發(fā)的一場政治風波罷了。

春榜錄取學子皆為南方人，北方舉子聯(lián)名上疏告發(fā)舞弊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又到了三年一度的科舉會試時間，經(jīng)過反復斟酌，朱元璋最終任命85歲高齡的翰林學士劉三吾為主考，王府紀善白信蹈為副主考(紀善為王府屬官名稱)。

科考進行的很是順利，經(jīng)過二月會試以后，劉三吾、白信蹈先后錄取宋琮等五十一名學子。三月，經(jīng)過廷試之后，最終以陳安阝為狀元、尹昌隆為榜眼、劉仕諤為探花，并發(fā)榜公示。因為發(fā)榜時為春季，故稱為春榜;又因所錄取的五十一人全部為南方學子，故也稱南榜。

發(fā)榜之后，北方學子見錄取者皆為南方人，而北方學子竟然全部名落孫山，再加上兩名考官皆為南方人，因此難免懷疑其中有鬼。于是，僅僅六天之后，落第的北方舉人聯(lián)名上疏，跑到禮部衙門鳴冤告狀，言稱考官劉三吾、白信蹈徇私舞弊，偏袒南方舉子，更有數(shù)十名考生在街頭沿路喊冤，甚至攔住官員的嬌子上坊告狀。

如此情形之下，坊間頓時遍布各種謠言，有人說主考官收了錢，也有人說主考官“地域歧視”，總之沒有一個人相信這份皇榜是真實可信的。事情經(jīng)過發(fā)酵，很快便從民間滲透到了朝堂之上，引起了朝中大臣的熱議，先后十多名監(jiān)察御史上書，要求朱元璋徹查，而朱元璋的侍讀張信等人也懷疑此次科舉有鬼。

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詔，命侍讀張信﹑侍講戴彝﹑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jīng)局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王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和蕭揖，以及已經(jīng)廷試取錄的陳安阝﹑尹昌隆﹑劉仕諤等十二人組成“聯(lián)合調(diào)查小組”，從落第舉人的試卷中每人調(diào)閱十卷，增錄北方舉子。

然而，調(diào)查小組經(jīng)過數(shù)日的復核，到四月末終于給出了調(diào)查結果，但這個結果卻讓朱元璋瞠目結舌。經(jīng)過復核后上呈的試卷，不僅文理不菲，甚至還有犯禁之語，由此也反映出，春榜所錄取的學子完全沒有問題。

北方學子官員群情激憤，朱元璋一怒之下全部錄取北方舉人

這個結果一出來，不僅北方落第舉人無法接受，就連朝中的北方籍官員也開始懷疑其中有問題，畢竟朱元璋是自南方起兵北伐奪取的江山，朝中南方官員極多，北方官員自然有所懷疑。于是，北方的官員要求朝廷再次選派得力官員，對考卷進行重新復核，并嚴查涉案官員。

之后，更是有官員上奏彈劾，直指劉三吾、白信蹈與張信等人勾結，故意以陋卷進呈。

到了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詔，說主持本次科舉的主考官劉三吾和副主考白信蹈等人皆為“藍玉余黨”，尤其是劉三吾曾于十多年前上書為胡惟庸鳴冤，因此認定劉三吾為“反賊”，結果，包括“十二人調(diào)查小組”在內(nèi)的涉案官員全部受到嚴懲。張信被凌遲處死，劉三吾等人全部被發(fā)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

六月，朱元璋親自舉行殿試，之后欽點韓克忠為狀元﹑王恕為榜眼、焦勝為探花，并發(fā)榜公示，因發(fā)榜時間為夏天，故稱之為夏榜;又因錄取的學子全部為北方人，因此也稱北榜。

該案造成的直接影響便是明朝從洪熙元年(1425年)開始，朝廷開始分南北卷分別取士。然而，南北分榜之后，卻又造成朝堂上的派系之爭，中榜的考生因地域關系親疏極為明顯，同榜之間的考生拉幫結派成為常態(tài)。

劉三吾等人真的徇私舞弊了嗎?事實上不過是文人的“風骨”罷了

關于主考官劉三吾，《明史》對其評價道，“為人慷慨，胸中無城府，自號坦坦翁”，也就是說他乃是人品才學俱佳的士林領袖，而朱元璋之所以會任命他為主考，也是考慮到了他的才學和品行，因此很難說他會在科舉中對考生進行偏袒。

事實上，此次科舉大案的發(fā)生雖然是個偶然事件，但卻有一定的必然性。自五代十國以來，中國政治經(jīng)濟逐漸向南發(fā)展，南方的經(jīng)濟文化已經(jīng)迅速趕超北方，而北方則由于五代十國以來屢遭戰(zhàn)亂，百姓流離失所，北方學子在學風和學識方面已經(jīng)與南方士子存在著較大差距，因此春榜錄取皆為南方學子，雖然有一定偶然原因，但同樣也擁有一定的必然因素。

然而，朱元璋本來就是一個疑心較重的皇帝，以明初的“空印案”為例，本是朝廷官員為了節(jié)省時間而取巧，朝廷也從未對此進行明令禁止，但朱元璋得知之后，卻擔心朝中官員彼此勾結欺上瞞下，結果釀成巨大慘案。到了南北榜案，由于春榜的確太過奇怪，而復核后的結果又大為出乎意料，他難免便懷疑朝中官員相互勾結，故意徇私舞弊。

此外，皇帝和官員所處立場不同也是此案發(fā)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南北榜案爆發(fā)之后，面對北方官員學子的群情激憤，雖說南北學子學識差距明顯是客觀事實，但作為皇帝不得不考慮到北方官員和學子的感情，為了平息風波，為了朝廷的穩(wěn)定，身為皇帝的朱元璋也不得不做出妥協(xié)。然而官員卻不同，他們認為只要行的端、坐得正，沒犯錯就不該退步，更不該為了平息風波而做出退讓，這違反了他們心中的“道”。

劉三吾作為士林領袖，他更看重的是什么?聲望、風骨、名士氣節(jié)而已，文人為了這些甚至可以不惜性命。如果他做出了讓步，那么就等于承認了自己徇私舞弊，這對于他的聲望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更何況他已經(jīng)85歲高齡了，為了身后名又何惜這條性命。

作為后世之人，其實我是比較理解朱元璋的，他之所以會在五月份突然態(tài)度強硬，之所以處置如此多的官員，其實惱怒的倒不是他們是否真的徇私舞弊，而更多是他們竟然為了所謂“風骨”而對江山社稷如此漠不關心，不理解自己的苦心。

若是真的徇私舞弊，為何主考官劉三吾僅僅流放，曾經(jīng)質(zhì)疑劉三吾、又負責審核的張信卻慘遭凌遲，而戴彝、尹昌隆卻因在復核之后推薦北方士子而得以免罪?朱元璋此舉就是在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而朱元璋之后發(fā)布的夏榜更是將其狠辣的手段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幾乎就是在賭氣，你們既然敢全部錄取南方舉子，那么我就全部錄取北方舉子，南方一個也不錄取。

如上所述，與其說此事是一樁科場舞弊案，倒不如說是因文人“風骨”而引起的一場政治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