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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監(jiān)作為我國封建王朝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特殊群體，自先秦時期開始，便始終活躍在上下兩千余年的封建歷史長河中。在隋唐以前，太監(jiān)即為宦官，而早在周朝建立之時，宦官制度就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而這些成天環(huán)繞在皇帝身邊的人，雖無半點政治實權(quán)，卻往往能夠攪動天下之事。

要知道，自秦朝的趙高開始，宦官亂政的現(xiàn)象在任何一個朝代都屢見不鮮，尤其是在一個王朝的末期，當皇權(quán)統(tǒng)治搖搖欲墜之時，宦官集團便開始紛紛“亮相”，左右著王朝的前進方向。

而在我國古代的諸多政治體制中，宦官制度一直以來都是極為“別扭”的存在，一方面朝廷為了牽制群臣，不得不重用太監(jiān)，另一方面又擔心宦官會對皇權(quán)統(tǒng)治造成不可扭轉(zhuǎn)的影響，如唐代宦官亂政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自唐德宗之后的十位繼承人，其生死皆為宦官所掌控。

而作為唐朝時期中日文明交流使者的“遣唐使”，雖對大唐帝國的文化進行了全面吸收，卻唯獨兩樣制度不曾學習，一者為科舉制，二者便是宦官制度。因此，在有了唐朝宦官亂政的前車之鑒后，宋元時期的宦官體制被朝廷極力限制，尤其禁止宦官集團染指軍事領域，以避免再次發(fā)生前朝宦官掌握中央禁軍的情況出現(xiàn)。

但自明朝建立后，宦官集團不僅再度“粉墨登場”，甚至還被抬升到了漫長封建歷史中前所未有的高度，現(xiàn)如今，在諸多對大明王朝予以批判的觀點中，就不可避免的包括了明朝的宦官制度。要知道，自明英宗身邊的貼身太監(jiān)王振開始，直至最終被譽為“九千歲”的大太監(jiān)魏忠賢的倒臺，明朝宦官制度由盛轉(zhuǎn)衰的過程，竟成為了整個王朝走向覆滅的見證。

之所以這么說，則是因為自打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被年輕氣盛的崇禎皇帝連根拔除后，早已被壓得不見天日的東林黨人，紛紛反撲，大有“重整河山”之勢。但實際上，早在魏忠賢出現(xiàn)之前，東林黨內(nèi)部，也就是整個朝廷的官僚體制中，貪墨腐敗現(xiàn)象極為嚴重，而魏忠賢盡管壞事做盡，卻有一個令史學家也無法忽略的重要功績，即通過，竟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搖搖欲墜的大明王朝。

舉個例子來說，根據(jù)史料記載，天啟皇帝在位時，閹黨雖然猖獗，但朝廷的稅收卻年年有所保障，僅僅江南地區(qū)的茶葉稅，年入庫銀便高達二十余萬兩。但自魏忠賢倒臺，崇禎帝為了抵御外敵上收稅銀，尋便全國都收不來十萬兩。這是因為魏忠賢得勢期間，曾大肆對江南地區(qū)加收工商稅，即向江南地區(qū)的商賈大家收稅。

要知道，明朝中后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產(chǎn)生，也同魏忠賢加收的工商稅有著一定關系。因為閹黨勢力只注重于“利”，并不在乎那群酸腐書生的“朝廷焉能與百姓爭力”的鬼話，只要有利可圖，大不了就搜刮商賈，既滿足了朝廷的需要，又充實了他們自己的口袋，同時也可以令江南地區(qū)的商業(yè)活動持續(xù)發(fā)展。

可東林黨人的內(nèi)部組成，大部分都集中在江南地區(qū)，為了不使自己的根基受損，東林黨便強行改變朝廷的稅收策略，將原本由富商巨賈承擔的工商稅，大部平攤到農(nóng)民頭上，并美名其曰“農(nóng)為國本，商為市末，本既不固，末枝焉存”。

可問題是，放眼當時整個世界的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農(nóng)業(yè)縮水已呈大勢所趨，加之年年戰(zhàn)亂饑荒，即便富饒的江南地區(qū)，農(nóng)民僅僅憑借自家的一畝三分地，也難有利可圖，正常的稅賦尚且捉襟見肘，又何況平攤商賈的稅銀?

更有甚者，莫管史書對天啟皇帝在位時，如何痛斥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但有一說一，天啟年間民間造反的現(xiàn)象，屈指可數(shù)，且都未動搖朝廷根基。可自東林黨再度崛起，一番大刀闊斧，清風朗朗之后，換來了什么?江南地區(qū)紛紛造反，朝廷經(jīng)濟領域盡趨崩潰，東林黨人的腰包卻渾圓锃亮。

再者，明朝后期關寧防線的建立，同樣也和魏忠賢有著密切關系。盡管魏忠賢染指兵部的動機或許不純，但不得不說，正是在魏忠賢的推舉之下，如孫承宗、袁崇煥、祖大壽等將才紛紛得到了重用，被視為大明朝銅墻鐵壁的關寧鐵騎，對塞外部族起到了威懾作用。

但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魏忠賢被扳倒后，孫承宗、袁崇煥等人不可避免的赴了于謙的后塵，割在袁崇煥身上的三千余刀，既是在逐步分割大明朝的命數(shù)，同樣也是閹黨最后一次對東林黨人的諷刺。

更為令人感到費解的是，或許是由于被閹黨壓制得太久，重新得勢的東林黨，已全無萬歷年間“實體達用”的信仰。如果將萬歷年間東林黨的活動，視為替皇帝駕車，匡扶正道的話，那么在崇禎一朝，東林黨的“車禍”不計其數(shù)。除了上文對朝廷經(jīng)濟的錯誤決斷外，以楊昌嗣為首的一批人，曾極力勸誡朝廷“攘外安內(nèi)”，即先同邊境虎視眈眈的后金政權(quán)斡旋，然后將國內(nèi)各地叛亂平息，再一舉御敵。

其實從當時的政治格局來看，就算楊昌嗣的辦法不怎么高明，也好過一眾東林黨人以“天朝不臣蠻首”為由，拒絕向后金談判，這就導致在大明王朝氣數(shù)將盡的最后一刻，朝廷對內(nèi)無平亂之能，對外無御敵之策，兩面夾擊之下，沖入紫禁城的，竟還是以李自成為首的“內(nèi)亂分子”，不可不謂之諷刺。

順帶提一句，崇禎帝煤山自縊時，可是曾留有“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誤朕也”。值得注意的是，崇禎帝這句話說的雖然有些“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之嫌，但僅從崇禎一朝東林黨人做的一系列事情中，或許也能印證此話所言非虛。

更何況，一向以忠君愛國，寧死不屈的東林黨人，已盡作鳥獸散。而在崇禎帝自縊煤山的最后一刻，身邊卻只有一個名為王承恩的太監(jiān)陪伴左右。

因此，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盡管在當時確是無惡不作，禍亂朝綱，但遠遠沒到如唐朝時加速國家覆滅的地步，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皇權(quán)的絕對威嚴，任由朝中閹黨四竄，卻始終沒有對皇權(quán)造成過實質(zhì)性的影響。同樣，出自東林黨人所撰寫的史書，也不能以此來作為評判那一時代的唯一標準，畢竟是“青史善惡明，紅塵是非多”，在對待閹黨和東林黨的斗爭時，還是要保持一個冷靜的頭腦，不可偏聽偏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