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說起秦惠文王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秦惠文王是自秦孝公以來，又一位對秦國霸業(yè)做出重大貢獻的君主。他在位期間，對外的最大功績是兼并巴蜀、破壞合縱、削弱楚國;對內(nèi)，其一是迅速穩(wěn)定了“后秦孝公時代”的秦國政局，其二則是繼續(xù)保持了商鞅變法，避免步入楚國吳起變法那種“人亡而政熄”的局面。

而除掉商鞅，則是秦惠文王穩(wěn)定政局、穩(wěn)固王權(quán)的核心舉措，雖然有“卸磨殺驢”的嫌疑，但對秦國、對他自己而言，確實是很必要的動作。

變法對秦國是好事，但對其他人并不一定

中國古代的改革不少，但徹底成功者寥寥可數(shù);而且變革的推動者往往還沒有好下場，運氣好的被打成平民，點子背的直接身首異處、全家遭殃，曾經(jīng)幫明朝續(xù)命的張居正甚至還被從棺材里挖出來鞭尸。

而商鞅(公孫鞅)則比較特殊。他的變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僅讓秦國一舉具備了左右戰(zhàn)國發(fā)展進程、改變中國古代歷史走向的力量，甚至還為后世兩千多年的封建時代樹立了一個成功的模板。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商鞅變法是古代最成功、為社會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的改革。

但是，有利于秦國的，并不意味著符合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個人與政權(quán)的訴求，在很多情況下并不是一致的。商鞅變法得罪的，可不僅僅是被割走大量利益的貴族階層。

先說秦惠文王本人。姑且不說當初商鞅懲罰他老師的行為，畢竟事實證明這個動作對促進變法的落實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秦惠文王作為受益者，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所謂功高震主，商鞅在前任君主手下所立的功勞越大，對新一任君主的威脅也就越強。

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這已經(jīng)不是私仇的問題，而是對君王權(quán)威赤裸裸的現(xiàn)實威脅。一般來說面對這種情況，頭腦清醒的功臣往往會急流勇退(比如后世的張良)，但被封為商君、享有六百里商於之地的商鞅并舍不得眼前的權(quán)勢和富貴，活生生讓自己成為了新任秦王的眼中釘、肉中刺。

商鞅變法對秦國傳統(tǒng)貴族的損害在此無需贅述，即使是從“農(nóng)戰(zhàn)”政策中收益、改變了自己境地的普通老百姓，對商鞅也并非完全感恩戴德。

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zhàn)不免。

以上是《商君書》中的公孫鞅本人的言論，他的變法，就是要以嚴刑峻法，逼迫老百姓從事他們不愿意干的種地、打仗這兩件事，至于其他的諸如游學、經(jīng)商、投機倒把、殺人越貨、坑蒙拐騙、為貴族當門客等相對輕松的門路，一律杜絕。

但是，人人生而追求相對安逸的生活，這是本性使然;商鞅要在短期內(nèi)實現(xiàn)這么大的改變，那只有一個辦法：殺戮。

今衛(wèi)鞅內(nèi)刻刀鋸之刑……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余人，渭水盡赤，哭號之聲動于天地，畜怨積仇比于山丘。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后來秦國人不是非常適應(yīng)這種制度、以至于“鄉(xiāng)邑大治，家給人足”了嗎?但這說到底都是被逼無奈，想象一下秦人的一生：成為男丁后，就要登記在冊，閑時種地、戰(zhàn)時從軍，平時流汗、打仗丟命;而我們要知道，秦軍時常獲勝，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戰(zhàn)損，長平一戰(zhàn)就“損失殆半”;就算歷經(jīng)九死一生，成功獲得了爵位，但如果下次表現(xiàn)不好，或者平日里有了過錯，之前的功勞很容易被一筆勾銷，畢竟變法的原則是“輕賞重罰”。 (而女子的處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平時要織布，在戰(zhàn)時甚至要承擔運輸任務(wù))

因此，商鞅變法確實讓秦國變強大了，也讓一部分人因功勞改變了自己的人生。但對大部分人而言，在變法之下，一生中的軌跡也就被徹底固定了：種地打仗，不死不休。

因此，商鞅得罪的并不僅僅是貴族階層，而是上至新君、下至百姓的秦國各階層。當秦孝公死后，商鞅也就完成了他的最大任務(wù)，不可避免的步入命中注定的絕境。

誰是變法的關(guān)鍵人物?不是商鞅，而是秦孝公

作為孤身來到秦國的外人，商鞅為啥可以掌握生殺大權(quán)，不僅可以對老百姓舉起屠刀，甚至能削掉秦孝公親哥哥、太子師傅公子虔的鼻子?

這都來自秦孝公的無條件支持。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發(fā)布求賢令：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庇谑切l(wèi)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

從公元前359年開始變法，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在秦國可謂一人一下、萬人之上，按照自己的思路完整踐行他的法家治國理念，人擋殺人、佛擋殺佛;而商鞅本人，則是一個從魏國來到秦國的外國人，這是典型的“猛龍過江”。而這背后的最大推手，則是經(jīng)常被我們忽視的秦孝公。

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wù)本力檣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蘇軾的上述言論，雖然有失偏頗，但也點出了秦國變法中秦孝公的關(guān)鍵作用。正是得益于他的強勢掌控力，商鞅這位外來戶才能呼風喚雨、如愿以償。

但新上位的年輕秦惠文王暫時并沒有樹立起自己的權(quán)威。史書中稱權(quán)貴們乘機攻擊商鞅，但事實上，也許他們攻擊的是秦政呢?畢竟恢復到以前的貴族政治，讓他們躺著享受特權(quán)，才是最理想狀態(tài)。如果他們趁機煽動老百姓，秦惠文王的位置也許就岌岌可危了，畢竟在秦孝公之前，秦國發(fā)生過多起國君被殺、被逐的案例。

因此，殺掉商鞅這位“權(quán)臣”，既可發(fā)泄貴族、百姓心中的怨氣，又能樹立起自己的威信、“騰籠換鳥”扶植自己的，對秦惠文王而言百利而無一害;況且，秦國變法的訣竅就在于法，只要法規(guī)和秦王在，變法就能推進，商鞅已經(jīng)失去了他的最大價值，淪為了最佳的替罪羊。

總之，秦惠文王之所以殺商鞅，并不是由于私仇，而是政治家權(quán)衡利弊后做出的政治考量。當然，筆者這樣說，只是就事論事，并不是為這種“卸磨殺驢”的行為唱贊歌;封建體系下的數(shù)千年中，這種事件不斷上演，不能不說是人性與權(quán)力的悲哀。

不過，商鞅活著時已享受頂級榮華富貴，死后其法令仍然繼續(xù)保存，相對于其他同行而言，他的價值已經(jīng)得到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