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知秀網(wǎng)小編給大家準備了：朱元璋反貪，感興趣的小伙伴們快來看看吧!

自農(nóng)民出生后坐上皇位的朱元璋，對世間疾苦、貪官污吏可謂是十分憎恨，因此上位后著重把握的事情就是反腐，他的反腐力度也可以說是歷代王朝之最。

從他懲治貪腐的結果來看，無疑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且對于緩解內部矛盾，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具有良好的促進和緩解作用，減少了內部矛盾的愈演愈烈，為百姓的修生養(yǎng)息提供了基礎，扭轉了社會貪腐風氣，使當時的官場風氣煥然一新。

朱元璋劇照

然而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卻也有一定局限性。在反腐實施過程中，由于過于嚴格的懲罰制度造成官場的不斷動蕩且人人自危，整個官場充滿著恐怖氣氛。

而現(xiàn)有法律條文自身的缺陷，導致嚴格的懲罰制度成為了某些官員私人恩怨以及排除異己的手段，起到了負面效果。今天我們就來說說，明太祖朱元璋反腐的得與失。

朱元璋反腐為明朝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緩和社會矛盾元末官員腐敗加劇，對于明朝政府而言他們戰(zhàn)爭贏得的僅僅是一堆爛攤子。

明朝官員任職中，一方面是前朝官吏，另一方面是朱元璋身邊的謀士以及跟隨人員。前者本身就是貪污腐敗習慣了，而后者則為了權貴必然會采用不合理手段獲得財富。

因此，這一情況下，如果不對貪污腐敗行為進行嚴厲的打擊，就會造成的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以及腐敗情況的不斷深入。

通過朱元璋近二十年的整治，整個社會風氣有了一定的改觀，官員對于貪腐行為有了更多的認識，每一個人也對彼此的行為進行監(jiān)督，減少了貪污情況的發(fā)生，而民眾對于官員也更加信任，讓整個官場有一陣清風吹過。

雖然，沒有完全達到官吏止貪的目的，但其本身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效果，讓社會矛盾有了一定的緩解，農(nóng)民與治理階級之間的沖突逐步放緩，農(nóng)民起義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人們能夠花費更多的精力在農(nóng)業(yè)種植以及社會發(fā)展層面，而不再是想著如何去與政府對抗。

恢復發(fā)展經(jīng)濟戰(zhàn)爭對于元末明初的社會影響是巨大的，加上元末苛捐雜稅讓整個社會發(fā)展較為滯后。明朝初期，無論是勞動力還是生產(chǎn)資料都相對匱乏，社會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tài)。

而通過朱元璋的大力懲治貪腐，讓整個社會的經(jīng)濟發(fā)展得到了一定的發(fā)展，雖然相對緩慢，但至少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保證了人們的溫飽，讓每一個人都有田可種。

并且，因為采用了“修生養(yǎng)息”的政策，減少了農(nóng)民以及整體社會的賦稅，從而讓人們擁有更多的資金復耕以及購買生產(chǎn)資料，提升了整體社會單位畝產(chǎn)量。

另外，朱元璋將貪官污吏侵吞、貪墨的國家財產(chǎn)重新收歸國庫，充足了國庫收入，也就有了更多資本去減少苛捐雜稅。

同時，對于貪吏自身家產(chǎn)的查抄以及其擁有土地的丈量和沒收，將其交由農(nóng)民種地，擴大了農(nóng)民種植面積，保證了每一個人都有地可種且不需要為此繳納賦稅。

這直接提升了每一個農(nóng)民的種植積極性，人們真正可以安心種地，同心協(xié)力，更好地提升了土地的產(chǎn)量以及肥力，實現(xiàn)了種植的良性循環(huán)。

除此之外，在懲治貪污腐敗的過程中朱元璋對那地方豪強勢力也給予了嚴厲的打擊，減少了官員與地方豪紳之間的勾結，避免了官員利用自己權利而去獲得大量隱性土地。

由此，更好地解放了隱匿的人口，將更多的勞動力組織起來，通過集約化管理以及興修水利，讓民眾有信心和積極性去種植，讓每一個民眾都可以根據(jù)自身的特長選擇合理的種植內容以及方式，保證了社會經(jīng)濟的有序發(fā)展。

重挫腐敗氣焰明太祖意圖借助民眾的力量來懲治貪官污吏，通過百姓的監(jiān)督來讓不法官吏從想法設法貪腐到注重賢能。

凡官吏之間采用擾民或教唆陷害等方式搜刮民脂民膏，百姓可以署名進京上奏圣上，甚至可以將貪官污吏捆綁進京。

并且朱元璋下規(guī)定，如果官吏阻止進京揭發(fā)舉報面奏的百姓，那么就得被誅滅九族。

可見，容許百姓能夠進京面圣檢舉揭發(fā)貪官污吏的罪行并在法律上給予一定的權力保障，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xiàn)了承認民眾擁有一定權力制約官吏以至官府。

朱元璋的反貪立法不只為貪官污吏編織了“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的嚴密法網(wǎng)，更重重的打擊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腐敗氣焰。

通過“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以提高犯罪成本的方式來達到使貪官污吏自覺趨利避害，對于預防貪污腐敗有著顯著效果。

嚴懲貪腐，寬治政務性過錯是朱元璋治國的一大特點，他曾下詔：官吏在“三過”之內都給以“自新”機會，甚至允許有罪官員戴著腳鐐繼續(xù)做官理政。

而對于有貪腐行為的官吏，則嚴懲不貸，決不輕饒，這對于當時社會的腐敗風氣也有著不可忽視的遏制作用。

朱元璋反腐的局限性

依賴人治、弊端甚多朱元璋整個反腐過程，雖然擁有相應的法律法規(guī)作為基礎，但是其在實際實施過程中依然是以人治為主。

貪腐官吏的打擊是人心所向，也是每一個百姓所期盼的。朱元璋基于自己的視角，通過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對官場上的貪腐現(xiàn)象予以了無情而嚴厲的打擊，肅清了官場上那些貪官污吏。

不過由于朱元璋自身對于官場內涵以及個中權利勾結的認知不足，同時又由于在打擊過程中過于求成、急功近利，沒有循序漸進進行逐步的打擊以及肅清，從而造成許多的官員之間相互猜忌，彼此相互揭發(fā)，哪怕是一些瑣碎小事都相互揭發(fā)，引起了官場上的人人自危。

這就造成官場上人們沒有辦法更好地盡職盡責，將更多地精力放在澄清自己的清白以及揭發(fā)他人身上，造成政府機構無法充分發(fā)揮其應用的功能，整個官場都彌漫著恐怖氣氛，甚至因為彼此之間的錯誤而無序的揭發(fā)，造成當時錯殺了許多無罪官吏。

史料記載：“郭桓者，戶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shù)萬人”。

在沒有得到合理的制衡的狀況下，帶來的必然是一種肆無忌憚的借反腐之名謀個人之利，影響到整個官場的發(fā)展，造成了大家的人心惶惶。

這些都讓許多的有識之士無心報國，沒有辦法真正用自己的才能去履行以及實現(xiàn)自身的報國之路。

如此種種，造成當時的社會秩序的混亂，許多的官員無法將精力集中在社會治理以及維護地方治安上，而是需要想法設法去避免他人的陷害，謹小慎微的開展工作。

一味追求重刑不能解決問題從刑法價值來看，把“法”單單理解為“罰”是“重典治吏”的一個嚴重的弊端，重刑主義的一個誤區(qū)在于，一率施以重刑卻不區(qū)分犯罪情節(jié)以及危害大小，不僅會有一系列問題在后階段的反腐中面臨，而且違背了刑法“罪責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會致使喪失刑法的公正價值。

隨著反腐的不斷深入，《大明律》以及《大誥》其得到了不斷地優(yōu)化以及重新的修訂，其中對于貪腐行為的懲處更加的細化，對于每一個官員的貪腐行為的界定也更加的清晰。

特別是郭桓案的發(fā)生，使朱元璋又痛下決心，親編《大誥》四篇，從而使律、誥并行，破壞了法律的完整性與權威性。

朱元璋劇照

由此，使得《大誥》在實際應用中的頻率以及參照率要遠遠大于《大明律》。

但是，相對于《大明律》的嚴謹以及多次修訂之后的完整性和合理性而言，顯然《大誥》本身其由于是朱元璋親自編寫而成，其中存在諸多隨意性以及不嚴謹之處。

并且，為了彰顯中央政府對于貪腐官員的打擊決心，對于同一罪名，《大誥》懲治力度更重、范圍波及更廣。

如：對于貪贓的官吏，《大明律》的最高刑罰，不過杖一百，流二千里。

但同一罪名從《大誥》而言，卻是極刑的處罰—凌遲。在加上行刑過程中的隨意性，造成許多的錯案冤案以及濫殺無辜的情況。

史料記載：“但凡《大浩》所列凌遲、裊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shù)”

這些都與最初的反腐目的相背離，并且由此延伸出了許多的慘案，造成了眾多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以及官場之間的爾虞我詐，嚴重影響到了政府機構正常的辦事以及運作，使反腐的成效難以為繼。

急于求成往往適得其反朱元璋反腐過程中設立了三個反腐機構，彼此之間相互制衡以及制約以求更好的實現(xiàn)整體的監(jiān)督以及管理。

不過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卻由于人治以及官員彼此之間的責任推卸從而造成了無法徹底有效的對各個審判以及司法關于進行監(jiān)督。

另外，由于急于求成以及不斷的“刨根問底”造成許多無辜的百姓以及地方富戶的牽連，已經(jīng)不僅僅是局限于官場，而是逐步延伸至了一些地方鄉(xiāng)紳，這與最初的反腐初衷相違背。

同時，官員往往為了滿足朱元璋對于懲治貪腐急于求成的心理，對于許多案件沒有進行嚴格的審理，而選擇草草結案，造成許多無辜官員被迫害。

甚至在朱元璋晚期許多官員利用其作為一種鏟除異己的方式，造化朝堂之上人們不在談論公事，而是談論與探討那些微不足道的貪腐，變成了彼此之間的相互指責。

結語

由于朱元璋的個人經(jīng)歷及其曲折帝王歷程，他希望通過幾次嚴打及那些令人發(fā)指的反腐酷刑做到短時間內杜絕一切貪污腐敗，正因為朱元璋對于反貪污腐敗問題上的急于求成而往往適得其反，從而導致反腐擴大化的錯誤。

且朱元璋也常借反貪的名義,對明朝的開國功臣大肆殺戮，甚至把懲治贓罪的多少作為考核官吏的標準，只為追求刑獄的深刻，使得官員們整日提心吊膽，朝野上下彌漫著濃重的恐怖氣氛。由此看來，明朝的反腐，朱元璋是有得更有失啊。

朱元璋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