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889年6月11日(新歷23日)出生在奧德薩附近(大噴泉)。我的父親當時是一名退役的海軍機械工程師。當我還是一歲的小孩子時，便被送到了北方——進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16歲。

有關(guān)皇村，我最初的記憶是這樣的：蔥蘢的綠意，眾多公園的潮潤與燦爛，保姆曾帶我去過的牧場，我們曾騎了形形色色小馬的跑馬場，古老的火車站和一些別樣的事物，它們嗣后都被錄入了“皇村頌”中。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爾附近——人馬座海灣的岸邊度過的，就是在那里，我與大海結(jié)為了好友。這些年給我留下最為鮮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爾松市，我們曾在那兒居住。

我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學(xué)習(xí)閱讀列夫托爾斯泰作品的。五歲時，聽著女教師給稍大些的孩子們上課，我學(xué)會了說法語。

當我寫下第一首詩時，我11歲。對我而言，詩歌的啟蒙并非來自于普希金和萊蒙托夫，而是杰爾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與涅克拉索夫(“嚴寒，紅色的鼻子”)。

曾就讀于皇村女子中學(xué)。起初我的成績非常糟糕，后來變得十分優(yōu)秀，然而內(nèi)心卻總是不太情愿學(xué)習(xí)。

1905年我的父母離異，媽媽帶著孩子們搬到了南方。我們?nèi)甓忌钤谌~甫帕托里亞①。我在家中學(xué)習(xí)了中學(xué)畢業(yè)前一年級的課程，我還常常懷念皇村，并寫下了大量庸俗無聊的詩歌。1905年革命的回聲隱約傳到了幾乎與世隔絕的葉甫帕托里亞。最后一年級的課程我是于基輔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學(xué)，1907年我從那兒畢業(yè)。

我考入了基輔的高級女子學(xué)校法律系。暫時不得不學(xué)習(xí)法學(xué)史，比較特別的是還得學(xué)拉丁文，我曾經(jīng)比較滿意，因為當時只純粹地講授法律課程，后來我對這些課程也變得冷淡了。

1910年(舊歷4月25日)我嫁給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們?nèi)グ屠瓒冗^了蜜月。

在巴黎鮮活的肉體上(左拉如此描寫道)新的街心公園鋪設(shè)工作還沒有完全結(jié)束(Raspail街心公園)。艾迪遜的朋友維爾涅爾，在“Taverne de Panteon”指著兩張桌子對我說：“這是你們的社會民主人士，那邊是布爾什維克，而那邊是孟什維克”。喜歡不斷變換花樣的女人們有的打算穿上那種褲子(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幾乎覆蓋了雙腿的(jupes-entravees)。詩歌幾乎無人問津，人們之所以購買詩集，僅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飾出自有名或名氣不大的畫家之手。我當下便已經(jīng)明白，巴黎的繪畫吞噬了巴黎的詩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級文史學(xué)校學(xué)習(xí)。此間我已經(jīng)創(chuàng)作了不少詩歌，它們后來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詩集。

當人們給我看伊納肯基·安年斯基的詩集《柏木首飾匣》校樣后，我曾激動異常，讀著它，忘記了世間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義的危機明顯地暴露出來，剛起步的詩人們已經(jīng)不再追隨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來主義，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義。我與詩人第一車間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澤恩凱維奇、納爾布特——一起成為了阿克梅人。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過的，在那里，我成為俄羅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見證者。1912年，我游歷了意大利北部(熱那亞、比薩、佛羅倫薩、博洛尼亞、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風(fēng)光與建筑藝術(shù)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夢如幻，會使你終生難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詩集《黃昏》問世。它只印刷了300冊。評論家們對它比較賞識。

1912年10月1日我惟一的兒子列夫降臨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詩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續(xù)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開始沉寂，人們漸漸地逃離這座城市。這次與彼得堡的離別沒料想竟成永遠。我們再回來時。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從19世紀我們一下跌入了20世紀，自城市的風(fēng)貌開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為，作為一個初寫者愛情詩歌的小冊子，理所當然會在世界大事中湮沒無聞的。而時間對它的安排卻并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維爾省度過，它距別熱斯克市有十五俄里。這里并非風(fēng)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齊的方塊兒，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澤，“小門小院”，莊稼，莊稼……《念珠》和《白色雕像》中的許多首詩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栋咨裣瘛酚?917年9月出版。

這本書讀者們與評論界是不公平的。為何我這樣認為，因為它較之于《念珠》的反響要小些。并且這本詩集的面世，正處于重大的社會變革階段。交通癱瘓——書甚至連莫斯科都不能運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搶購一空。雜志社關(guān)門，報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對于《念珠》，《白色雕像》一書少了熱鬧的媒體參與。日漸增多的是饑餓與紛爭。多么可怕，而當時卻把這些狀況都置之度外了。十月革命以后我在農(nóng)藝學(xué)院的圖書館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詩集《車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開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藝術(shù)和普希金生平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個：有關(guān)他的作品《金雞》本杰明·松斯坦的《阿道夫》以及《石頭客人》。這些文章在當時全部發(fā)表了。與《亞歷山大詩體》、《普希金與涅瓦海濱》、《普希金在1828》相關(guān)的工作，我?guī)缀踝隽私?0年，很顯然，我想把它們收入專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詩幾乎停止了刊發(fā)，而舊作依然可以重版。

1941年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我被迫困留列寧格勒。在九月底，封鎖已經(jīng)開始了，我才乘飛機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羅著所有與列寧格勒、前線相關(guān)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詩人，我也常常到軍隊醫(yī)院去慰問演出，為受傷的戰(zhàn)士們朗讀詩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熱、樹蔭和水聲。而且我還懂得了，什么是人類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輕。

1944年5月，我乘飛機抵達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經(jīng)完全沉浸于臨近勝利的愉快希望與期盼之中。

那個可怕的幽靈，它封鎖了我的城市，它令我驚懼異常，我把與它的相見寫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時間促使我寫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隨筆，后者與我在杰里基前線朗誦詩歌一事有關(guān)。散文對我來說永遠是神秘與充滿誘惑的。我從一開始便洞悉了詩歌的全部，而對散文卻永遠是一無所知。我的最初的試驗得到了大家的贊揚，而我本人，當然，對此卻并不相信。我把左先科②叫來。他命令我將某些段落刪除，并且說，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我非常高興。后來，兒子被逮捕，我把它們與其他手稿全部燒毀了。

我很早便對文學(xué)翻譯問題感興趣。近些年來我翻譯了許多作品。至今仍在譯著。

1962年我完成了《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這部長詩我寫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聽到了意大利語——我參訪了羅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亞的故鄉(xiāng)，看見了大不列顛的天空和大西洋，與老朋友們重聚，并結(jié)識了些新朋友，又一次參觀了巴黎。

我沒有停止詩歌的寫作。詩歌的寫作對于我來說，就是我與時間，與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聯(lián)系。當我寫下它們，我就活在了那韻律中，這旋律就喧響在我的國家的英勇的歷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為我生活在這個時代，并且目睹了那些發(fā)生著的史無前例的事件。